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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 与 牌

2007-03-07 16:59:00 来源:博览群书 李 欧  我有话说

中国象棋这玩意真怪,最无能的恰是最重要的,不称“君”“王”,却称“将”“帅”,大概是避讳吧。实际上,它们绝不会挂印出征,而只能深居“皇城”,除了敌方攻进“大内”时,或许能兔急反噬一口外,几乎毫无作为。“象棋”这一词,出现得很早,《楚辞・招魂》里就有“?蔽象棋,有六?兮”的说法,不过,当时的“

六?”与现在的象棋相差甚大。一般认为,至迟在唐朝牛僧孺加了“炮”以后,中国象棋就定型了。从象棋的结构和棋理来看,它只能成熟于封建大一统制度成熟之后,因为它俨然是一封建社会的模式。各构成因子,功能各异,等级森严,而且富有儒家精神,为臣为卒者,皆要舍生取义,即所渭“舍车保帅”。凡需要牺牲,一般要求从小到大;而所谓“小”和“大”,仅指地位而言,与能力无关,因为棋力最小的,是万万伤不得毫毛,一有危险,就意味要“亡国”,甚至连带他的近臣侍卫“士”、“象”也是不应深入敌后去冒险的;而君王之间在没有保卫人员遮蔽的情况时,也不能相互对面,难道是怕麒麟皮下露出马脚来?在这个制度下,个体(棋子)生存的目的,哪怕是能力最强的“车”,都居然是为了一无能的“帅”,或为他征战而搏杀,或为保卫他而捐躯。最可怜的是戍边的“卒”,一过“国界”,要么战死,要么“老”死,永远无法回家乡。进一步想,无论是“帅”,或是“卒”,都是为了某种原则,某种伦理而操作运行的,“将”、“帅”,即君王也是禁宫里的囚徒。每个个体的功能和地位都是先定的,无论功劳多大,都无法更改,人人捆死在“秩序”网络中。象棋的发明,或许是古代中国人某种无可奈何的心态的表现。

比较起来,西人的国际象棋也是一封建社会模式,但尚有“升位”一说,士兵还有机会当将军。无“将帅”,有“王”,而“王”似乎更接近中国观念的将帅,因为“王”必须亲自进入战场去参加战斗,甚至有时还要与对方的“王”面对面的“决斗”;可敬的是,它们的战斗力也很强,“王”没有“王宫”,却有“后”,但她也必须与“王”肩并肩地参加战斗。国际象棋虽起源于印度,但传入欧洲后却有重大的改革。难道“棋”这种小游戏也想告诉我们中国与欧洲在制度和文化上的差异吗?更有趣的是桥牌,虽也是等级森严,但牌力最大地位最高的不是“国王”(K)或“皇后”(Q),而是由最下层的平民“1”暴发而成的“A”,难道桥牌成熟定型的时代恰是平民的阶级地位上升闹革命的时代?文化传统和时代精神终会内化为心理心态,并凝聚显现于文化产品之中,哪怕是棋牌小道。

比较起来,围棋的境界更阔大,更富有哲学和艺术精神,并且围棋的历史更源远流长。先秦史官所编《世本》,称“尧造围棋”,张华的《博物志》称“或曰舜以子商均愚,故造围棋以教之。”无论哪一种说法为真,似乎都可以上推到氏族部落社会。因为围棋棋理就蕴含着氏族社会民主平等的精神,等级观念和分工原则均不明显;所谓“胜”,不过是“土地”――当时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占有得多而已。唐朝以前的围棋有十七道十五道的。但棋理是相同的。

围棋最奇特处,在于它简到无法再简,棋盘无非纵横十九道线;原则只有一条:有“气”则活;棋子只有一种,无大小无性能的差别,但一入局,则大化流行,无为而无不为,无可而无不可,而且是“原天地之象”。班固老先生就曾分析过,“局必方正,象地则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棋有白黑,阴阳分也;骈罗列布,效天文也”(《弈旨》);还应加一句,变化无穷,宇宙无限也。它就如《易》,符号只两种,却要“弥纶天地”。它们都是一种宇宙模式,都反映了先哲们企图在混沌中整理出秩序,在大千世界中寻找统一性的意愿,企图把生生不息,无穷无尽的事物还原为几个要素以及一套建构原则和运行规律,从而创立模式,并希望能由此模式,概括性地演绎出整个世界。实际上,现代科学精神所追求的,也不过如是。

当然,围棋精神是来源中国传统哲学的,“气”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范畴之一。一些围棋观念,如“长气”、“紧气”、“内气”等等,都是与中国传统的生命哲学相应;棋子越下越多,正意味着生命的生长(象棋子越下越少,正符合“战争原理”)。所谓“弈”,应该既是心智的操作运用,又是与“天地精神相往来”,既要能“用智不分”,而凝神于棋局;又要能“玄鉴”,乘物以游心;在缜密的运思中,体味着气、理、道的玄妙而入神通幽。仅能拼杀对抗,不算高境界的“弈”。邯郸淳所著的《棋经》,将棋品分为九等,“用智”、“斗力”,只不过是“五品”、“七品”而已。因此,电脑可以成为超一流的“象棋高手”,却难以有电脑的“围棋高手”,因为它们只会逻辑推理。高明的“弈”,是处于逻辑思维与直觉玄悟的张力状态中;高明的“弈者”,应具有一种空灵的心境,要有一点超然意味,无为无不为。有些棋手下棋时,将棋子砸得天崩地裂,输了就宣称要剖腹落发,离“弈”远矣!

西人的桥牌,异于棋有四:首先,增添了“伙伴关系”,多多少少培养一点团队意识,没有了棋者那种遗世独立的清高。其二,引入了偶然性,即“运气”。有没有机遇,如何利用机遇,是打牌的紧要处,或许这也是它魅力的紧要处。人生如没有偶然性,一切都是命中注定,不就成了一具钟表,岂不乏味?而且这更符合世界的本质。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普里高津认为,偶然性是宇宙最根本的法则,一切有规律可预见的活动都是在偶然性的汪洋大海中侥幸冒出来的孤岛(《从混沌到有序》)。其三,下棋是公开的决斗,打牌则是一种半黑箱活动。相对说来,为使诈用谋留下了更大的空间,什么恐吓,示弱,伪装,诱引,暗示,忍让等等,是常用的策略,如人生一样。而且,在特定情况下都是正当的。其四,不平等性。下棋是公平的,先天分定的,“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而牌,天赋(发牌)就不平等,即起点不平等,材料是公有的,凭机遇而获得。打牌,实质上是尽其所有而用,在限定的生存条件下去做出可能有的最佳成果,就为赢。这不平等性却有着更大的生活真实性。因为上帝也罢,造化也罢,其分配原则都是基于不平等性之上的,把争取平等这一件活儿留给人类自己去干。桥牌是一种生活模式,或许是在生存压力下而发明出来的,也确实是磨砺生存能力之利器。

麻将也称“牌”,但是,四人是各自为战,其决定胜负不是靠斗力,不是去征服占有,而是去“内和”,尽可能让自己先“和”,使他人不“和”。桥牌中所谓好牌,是指具有较大的向外争夺的实力;麻将中的好牌,则是能使自身构成一有序的结构系统的牌。“和”,是中国传统中重要的观念之一。“和”即有序,宰相的职责也不过是“调和鼎鼐”罢了。中国传统思想总是认为内功胜过外功,内和胜过外和,自力更生胜过对外交往。

总体看来,围棋乃棋中翘楚,桥牌为牌中班头。一是能体味造化之玄妙,入其境,则可养其气,壮其胸,远其思,与道合一。一是能历验人生之复杂,入其境,可炼其明,增其能,精其算,如人生猎场之训练。桥牌已风行于世界,而围棋则主要局处于东亚,惜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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